开车一个多小时后,便没了路,43岁的蒙继合再爬半个小时山,才能回到家。不过,他始终拒绝搬出山外。
搬迁安置点设在公路旁,200米外就有漂亮的学校和卫生院。县委书记来了又回,乡党委书记回了再来,扶贫干部更是隔三差五前来动员。然而,这个滇黔桂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极贫村里,部分村民仍死守穷窝,不愿改变。
近年来,在脱贫攻坚战略的强力推进下,全国几千万贫困人口拔了“穷根”,过上了扬眉吐气的美好新生活。但在一些地方,仍有不少贫困户或“安”于贫困,或依赖他人,或垂头丧气,成为扶贫路上最难啃的“硬骨头”。
是什么导致他们“安”于贫困、意志消沉?是“懒入骨髓”、真的没有希望,还是扶贫方法不对头?《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开展了一次近距离观察。
孩子这样成长,他对搬迁仍不置可否
去年底的一轮寒潮,让广西深山坳里气温骤降。寒风不时穿进这间透风的木瓦房里。见到来客,蒙继合热情地招呼,生起一堆火来。
蒙继合有8个孩子。前两年,大儿子去了广东读职校,最大的女儿也去了广东打工。目前有4个孩子正在读书,最小的2个孩子尚年幼。
来寨子要走半个小时的羊肠小道,一不留神就可能滚下几十米深山崖。山里人的油盐酱醋都用背篓背进来。
蒙继合一家人种玉米,养了几头猪。在石漠化严重的深山里,土地只有巴掌大小,根本谈不上收成,蒙继合一家几乎完全靠低保过活。
他看起来并不悲观,他将2岁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抱在怀中,孩子光着的腿已冻得通红。冬日寒风凛冽,我们担心孩子会冻着,他却摆着手说:不冷、不冷。
去年9月,扶贫干部们开始劝说蒙继合外出打工。一年多了,大家的努力如“泥牛入海”。
“你为什么不外出务工呢?”
“没人看小孩。”
“你外出务工,爱人留下看小孩,生活会过得好一些。”
“我找不到工作。”
“我给你介绍工作,就在县城。”
“我不会说普通话。”
其实,蒙继合用普通话正常交流并没有问题。
蒙继合所在的县,是广西的深度贫困县,贫困人口众多,所有干部都对口帮扶好几户贫困户。整个2017年,这个县里的干部就取消了周末,他们不得不去贫困户家里,一起谋划如何脱贫。“我们看贫困户的次数,比看望父母的次数还多。”一名干部说。
山坳还有30户村民,几乎都是贫困户。即便通了路,这个偏远的寨子也无法发展产业,最有效的脱贫方式就是搬迁。
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公路旁为他们建新房,每户两层半的楼房,不用花一分钱。离县城不到半小时,200米外有小学,山里娃不用再爬山路上学,也再不用为吃水、用电、看病发愁。
但这个搬迁计划被许多村民拒绝,蒙继合也一直犹豫不决。县委书记、县长、乡党委书记以及驻村干部都曾不断来大山动员搬迁。他们想了许多办法,给他们算各种账,但一年多过去了,至今仍有几户农户不愿搬迁。“比起搬迁,他们更关心低保,他们很多人没出过大山,不羡慕外面的世界,宁愿留在大山里,习惯了山里的生活,觉得过得也挺好。”挂村干部说。
坐在家里打麻将,等着政府送钱粮
在西南某深度贫困县,记者见到乡党委书记黄燕(应当事人要求为化名)时,她刚送走一户“难缠”的贫困户。
这位贫困户曾在矿山打工,身患尘肺病,小儿子正读初中,所幸另外3名家庭成员都正力壮。
最近两年,为培育贫困户“造血”功能,县里引进一家种牛公司,牵线将贫困户贴息贷款入股种牛公司,每年每户贫困户可以拿到4000元“分红”。
2017年,为让贫困户参与到扶贫产业中来,在县委、县政府主导下,4000元“分红”不再直接发放给贫困户,而是向贫困户发放一头牛犊。贫困户精心饲养一年,肉牛能超800斤,公司再按市场价回购,市场价较低时,政府进行兜底。这意味着贫困户每年至少有8000元收入。
“这户贫困户去年领过4000元现金‘分红’,今年他不想养牛,只想要4000元现金,来乡政府拍桌子大吵大闹。”黄燕说。
乡政府工作人员轮流跟他交谈,问他为何放弃眼前更好的“红利”?
这名贫困户最初表示他身体不好,家里没有劳动力养牛。工作人员向他解释养牛不需要特殊劳动,干部帮助他在房前屋后种饲料喂牛即可。这名贫困户马上改口称牛生病了。
“技术人员几天前已上门,教他如何给牛打针,药和针现在还放在他家呢。”黄燕说。
这名贫困户抵赖不过,放话称:“反正我就是不养,牛死了你们负责,我把死牛拉到乡政府来。”
乡政府工作人员说,这名贫困户平日爱打麻将,最近两年“等靠要”思想特别严重,就是想要现金分红打麻将,不劳而获。
提起这些“等靠要”的贫困户,乡政府的办公室里像炸开了锅。扶贫干部们纷纷讲述他们遇到的“奇葩事”。
一名扶贫干部说,有一天,他打算去给对口帮扶的贫困户送大米,并询问他的脱贫想法。到了贫困户家里,这名贫困户一边打麻将一边说:“我家那么多人,就一袋大米哪够吃?”
甚至曾有贫困户对扶贫干部说:“你们不帮我做,我就不做,我脱不了贫,你们就交不了差。”这一现象在农村产生了负面影响,且有的贫困户陷入“因穷而要,因要而懒,因懒而穷”的恶性循环,扭曲了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效果。
闯市场屡屡“碰壁”,话脱贫信心不足
在扶贫工作中,有一类人是曾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也曾努力,但受限于眼界、能力等,无力应对市场经济的风险,徒劳无功,进而灰心丧气,失去斗志。海南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55岁黎族老汉王成安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帮扶下现已脱贫的王成安曾让扶贫干部黄海军一度觉得这就是农村“懒汉”的原型。“15户贫困户有12户贷款养羊、种山茶,开店修摩托……贫困户们都动起来了,只有他无动于衷。”黄海军说,王成安每天三顿酒“雷打不动”,醉醺醺无所事事。
黄海军摸底了解到,王成安家中有5亩水稻田和3亩林地,可他只种一季水稻刚好够吃、林地也没啥产出,年近三十的儿子闲在家里,一家人欠着外债10多万。“我都替他急,但他就是不急。”黄海军说。
其实他也曾努力过。荔枝价旺时,王成安种了300多株荔枝树,3年后挂果荔枝价跌到谷底。辛辛苦苦忙3年,啥也没挣着,王成安一气之下将荔枝树砍得只剩3株。4年前橡胶价稳,王成安种了400多棵橡胶。还没等割胶,胶价大跌。“一碗橡胶水买不了一瓶矿泉水,费那个力气干嘛?”王成安说。他还跟风养过牛、养过蜜蜂,可费时费力总白忙活一场。
在湖南省最大的贫困县新化县油溪桥村,彭育光因小时候生病,导致一只眼睛失明。感觉体力不如别人,他总是自怜自艾,做事没有信心。成家后做了几次买卖更是连连亏本,干脆破罐破摔,连孩子的教育都不管了。
“我做什么都不行,现在只能靠政府管我们了。”彭育光垂头丧气地说。
产业发展需“真招”,“真金白银”动人心
或安于贫困,或依赖他人,或垂头丧气,都是扶贫路上最“难啃”的硬骨头,这些都是当前脱贫攻坚最真实的现状。不少基层扶贫干部认为,“药方”仍在扶贫干部身上。
一些贫困户身体素质差、文化技术水平低、信息来源较少,在市场经济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被商人压价,所得不多,被严重挫伤劳动积极性。长此以往,他们对自己的付出能否得到回报没有信心,对“勤劳致富”的朴实理念产生质疑。
了解到彭育光的情况后,油溪桥村支书彭育晚决定和彭育光一起发展养甲鱼这种低劳动强度的产业。小甲鱼容易死亡,村干部想办法创造出“零风险养殖模式”,将价格便宜的小甲鱼苗集中饲养一年后,将长大的甲鱼苗免费发放给养殖户,既节约了买大甲鱼苗的资金,又减少了小甲鱼苗死亡给贫困户带来的损失。
今年,彭育光已养了280只甲鱼,粗略计算能赚两万元。
“换位思考,就知道王成安最担心什么?是风险,那我们扶贫干部就要帮他们分担风险,低门槛的小额贷款就是跟他共担风险的一个法子。”黄海军说。身在海南的黄海军和彭育晚“巧合”地有着同样的认识。
看着王成安对什么都提不起劲、懒散度日的样子,黄海军劝他养羊。“我帮你贷款1万元,农信社再资助5000元,你自己投5000元,先养几只试试看。”黄海军诱惑道。
王成安不愿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但对白给的5000元动了心,提出政府资助5000元、贷款1万元的想法。“根据经验,农民只有自己下了本,才会珍惜资助款和贷款。”最终,在黄海军的反复劝说下,王成安抱着试试的心态养了20只本地黑山羊。
王成安不久前已经卖了2只羊,纯收入1400块钱。失去信心的王成安初步尝到甜头,精神面貌大为改观。他的儿子也在帮助下,到镇上的一家钢材店工作,一个月有一两千块钱的收入,成功实现脱贫。“不是简单地提供扶贫羊,而是帮助他们分摊风险,调动种养积极性。”
“产业扶贫不能想当然,必须步步为营,对扶贫干部而言,也是步步惊心。”说到产业扶贫的经验,彭育晚向记者感慨道。
7年前,油溪桥引进了一种市场价格颇高的桃子品种,但这种桃子培育期长,几年没有结果。到第6年,老百姓怀疑是不结果的“毛桃子”,找村干部要说法,一个村的人连年都没有过好。村干部反复做解释、下保证,今年,大大的桃子如约而至,村民们笑开了花。
“扶贫工作一次失手,可能就很难翻身。”彭育晚向记者强调,“农民很实在,项目能赚钱,他们就会上心学,不赚钱,光靠嘴说,别人不理的。产业发展中干部必须胆大心细,科学谋划。”
以道德风尚根除“劣习”
相对于物质贫穷来说,贫困户精神贫穷更可怕；相对于更容易“立竿见影”的物质扶贫来说,扶志这个硬骨头最是“难啃”。
为真正激发贫困户脱贫斗志,四川巴中市探索了“乡村道德银行”机制。“完全没想到,家里卫生搞好了还可以领到奖品。”67岁的巴中南江县关坝镇小田村村民周其昌在兑换自家道德银行的积分后,感慨这次带来的竹背篼有点小,原因是他家在全社的家庭卫生评比中获得第一,加上儿子媳妇义务帮助乡邻秋收的加分,最终斩获320分的高分。
随后,周其昌将肥料、洗衣粉、毛巾、牙膏、牙刷、餐巾纸等兑换的物资带回了家。
小田村的“积分王”是返乡创业带动村民搞养殖挣到570分的村民谢明朗。在兑奖现场,他装了几背篓兑换的农用生产物资,让村民们羡慕不已。
小田村地处大巴山腹地,山高沟深,曾经是远近有名的贫困村。自2015年以来,市里的帮扶单位硬化了村社道路,通了自来水,修建了“巴山新居”,还搞起了特色产业。2016年小田村顺利脱贫,但一些村民“等靠要”思想还比较严重,不仅缺乏健康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甚至相互攀比、大操大办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培育文明乡风,从2017年初开始,小田村探索实施“乡村道德银行”积分管理机制:驻村干部、村两委干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等17人组成积分评定小组,以院坝会、公示栏、QQ、微信等形式宣传实施“乡村道德银行”考核标准、评定办法、积分兑换办法等,并通过入户调查、现场打分、集中评定等,每季度对居住在小田村的155户村民,从遵纪守法、移风易俗、勤劳致富、清洁卫生、孝老爱亲等5个大项32个小项进行评定,按标准加分、扣分,年度积分集中兑换成生产生活用品。
小田村第一书记唐强说,自从“乡村道德银行”实施以来,村民好吃懒做、乱堆乱扔等现象基本看不到了,村容村貌也变得整洁干净起来。
四川省南江县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乡村道德银行”让道德有价、德者有得,通过积分管理机制育文明新风,坚持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改变直接给群众送钱送物的方式,把无形道德资本变成有形的资本。这种高扬良善的做法减少了部分贫困户视好吃懒做为正常,群众争当贫困户等现象。
四川阆中市采取一系列措施清查建档立卡贫困户在享受国家扶持、救济期间是否存在赌博活动、酗酒滋事等行为,一经查实的,取消其一切帮扶待遇。
为达到更好的整治效果,阆中采取“发动群众”这一“法宝”,对提供低保户、特困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赌博线索的,或提供党员干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规违纪办理低保等惠民政策问题线索的,查证属实后一律给予举报人300～600元现金奖励。
正向激励比单纯“给予”效果更好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3年前在四川乐山发起名为“劳动收入奖励计划”的反贫困实验显示,对低收入家庭的劳动所得给予一定的现金奖励,以奖代补,可有效鼓励贫困户通过劳动来增加收入。
余洪清是乐山市五通桥区的一户贫困户,他和90岁的母亲住在一间顶梁柱都已经断了的危房之中。2014年,余洪清参加“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因为“挣得越多,奖励金就越高”,他每天会多蹬一个多小时车,收入从原来的400多元增加到了670元,“劳动收入奖励计划”会再奖励他320元。余洪清90岁的老母亲说,儿子现在工作动力大了,有时还会去工地打零工,想要为孙女读书多赚钱。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甘犁表示,让低收入者提高劳动意愿的关键是从补贴变成奖励。根据对乐山实验的评估,参加“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实验”的家庭就业率相对提高13.5个百分点,每月劳动时间相对提高9小时。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建华认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应为部分不思进取的贫困户提供切合实际的学习榜样。海南扶贫电视夜校2016年11月开播,行业专家、致富能手及优秀帮扶干部现身说法,讲政策、举案例、教技术、出点子,课程受到贫困户追捧。
“这个好处就是让贫困户看到身边人或者近处的市县的人是怎样做事、怎样脱贫的,这些看得见、够得着的榜样,才能具象化贫困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效果很好。”黄海军说。
编审：刘尚华 编辑：刘峻沧
